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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大生意第2126期,歡迎關注領先的體育產業信息平臺 國際奧委會和東京奧組委因為奧運延期的成本分攤問題隔空開撕了。 ... 誠然,國際奧委會和東京奧組委將東京奧運會推遲到2021年7月23日開幕的決定贏得了全世界人道主義者的一致盛讚,甚至有人呼籲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應該被列入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但與此同時,一個非常現實卻沒有準確答案的問題浮出水面:東京奧運會因為延期所產生的大約27億美元(3000億日元)的額外成本誰來承擔? 延期成本如何消化無明文規定,日本曾說服IOC分擔札幌成本 東京奧運會是現代奧運會124年來首屆延期一年舉辦的奧運會,關於延期所造成的額外經濟成本由誰承擔,目前並無特別精準的條例來界定相關責任。據日本共同社報導,東京奧組委主席森喜朗和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接受日本國內多家媒體採訪時均表示,他(她)們已經向國際奧委會提出了要求共同承擔延期成本的意向。東京奧運會延期一年至少要追加27億元美金的預算,大致分為四類用途:場館延期的租賃費、對簽約企業的賠償費、東京奧組委人力資源成本、包括賓館延期在內的相關接待成本,每一筆都不可或缺。 ... 鑒於過往多屆奧運會的最終辦賽成本都會超出申辦時的預算規劃(已刨除貨幣貶值因素),所以日本在2019年底核準預算時,將預算總額提高至1.35萬億日元(約合865億元人民幣、126億美元),這幾乎是申辦時預算規劃(7300億日元)的兩倍,在民間本就已引起批評,這一預算方案也是幾經周折方才勉強過審。如今,因為延期又要額外增加3000億日元,無論是東京奧組委還是東京官方都大為頭疼、十分苦惱。 在估算出27億美元這一額外開支數額後,東京奧組委主席森喜朗和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均開始通過日本媒體喊話,稱已經向國際奧委會表達了要求共同分攤成本的要求。但共同社在採訪國際奧委會內部人士時卻被告知,國際奧委會無意也無力去分攤成本,因為國際奧委會自身也要面對因為奧運會延期而造成的經濟損失。該匿名人士直言:「由於東京奧運會延期的計劃和具體日期都是由東京奧組委方面提出的,國際奧委會只是予以批準,所以造成的相關損失國際奧委會是不會承擔的。」 這已經不是國際奧委會和東京奧組委第一次因為額外承擔的經濟負擔而隔空開撕了。2019年10月,國際奧委會提出,考慮到東京夏季過於炎熱會導致部分田徑選手中暑,所以要求東京奧組委將馬拉松、競走等項目改在札幌舉辦。當時距離東京奧運會開幕僅剩下不足8個月的時間,東京奧組委最初對這一要求十分抗拒。後經過各方協調,札幌才同意接納這些賽事,但提出一個前提條件,札幌不負擔任何辦賽費用。 ... 面對這筆賽事臨時易地所產生的額外費用,東京奧組委當時明確要求,應該由國際奧委會來承擔,因為易地舉辦的要求是國際奧委會極力主張的。而國際奧委會則認為,根據申辦奧運會時的承諾,日本和東京官方應該為辦賽預算超支來買單。 由於這種打破原有辦賽規劃、國際奧委會臨時要求易地辦賽所產生的成本並沒有寫入常規辦賽成本之內,所以究竟該由誰來負擔一致沒有定論。雙方當時扯皮了好久,最終達成了一個初步協議:改在札幌辦賽所產生的直接辦賽成本原則上由東京奧組委和國際奧委會一起分攤,而賽事期間的安保、道路修補等成本則由北海道和札幌市共同分擔。 如今,東京奧運會延期一年再度產生額外的27億美元成本,東京奧組委和國際奧委會又一次開始了關於成本如何分攤的隔空論戰。並且這一次,東京奧組委態度非常堅決,要求國際奧委會必須承擔一部分相關費用,因為東京奧組委真的已無力再承擔更多的預算超支。在官方層面,無論是日本還是東京官方也都無意再投入更多的納稅人資金,而東京奧組委的民間投資人們同樣在支付了56億美元後,也已經無力繼續投資了。 日本商界已出資56億美元,無力再承擔額外成本 對於中國體育產業人士而言,東京奧組委的構成模式或許有些令人陌生。因為中國無論是2008年北京奧組委還是2022年北京冬奧組委都是由官方主導、官方投資,所以不存在民間投資人。但事實上,我國舉辦奧運會的奧組委模式並不是符合如今的國際慣例。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之前,各國舉辦奧運會確實是官方投資,但這一模式被1984年洛杉磯奧組委給徹底顛覆並形成了全新的運營模式。 ... 在體育大生意記者看來,奧組委其實是一個經營期限有限但卻必須確保收支平衡乃至實現盈利的賽事公司,它必須為奧運會的順利舉辦而募集到足夠的資金並最終實現盈利。在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之前,奧運會因為投入成本巨大、加重納稅人負擔而遭到很多國家的冷遇,1976年加拿大蒙特婁奧運會更是被稱為「蒙特婁陷阱」。蒙特婁當時的辦賽成本超出預算的796%,虧損超過10億美元,導致該市納稅人用了足足20年的時間才還清債務,所以在當時很少有城市願意申辦奧運會,而奧運會的這種冷遇也給了後來的洛杉磯人打破常規、引入市場模式來舉辦奧運會的改革機遇。 洛杉磯奧組委在1980年成立時就摒棄了過往官方投資的模式,轉而由一眾美國商人來投資,並聘請了當地著名商人彼得-尤伯羅斯來擔任奧組委主席。尤伯羅斯當時向投資人們保證,洛杉磯奧運會一定不會像過去的奧運會一樣虧損。這一經典案例如今世人盡人皆知,尤伯羅斯用市場模式運營洛杉磯奧運會不僅令該屆奧運會扭虧為贏,還創造了2.25億美元的盈利,奧運會也從此成為各國眼中既能塑造美譽度又能賺取真金白銀的印鈔機器,各國就此開始競相申辦奧運會。 該屆奧運會被人稱道的一點就是,奧組委沒有花費納稅人一分錢,也沒有從官方要求獲得任何資金支持,僅靠私人資金和市場化運營手段就完成了這一壯舉,作為洛杉磯組委會主席的尤伯羅斯也因此被譽為「奧運商業之父」。 ... 彼得-尤伯羅斯 1984年洛杉磯奧組委給後來的歷屆奧組委樹立起了一個難以企及的標桿,因為大多數奧運會都無法做到完全不從官方拿錢,唯一的例外就是1996年同樣是在美國舉辦奧亞運會的亞特蘭大奧組委。當時亞特蘭大奧組委也是採取了完全市場化運作模式,雖然事後也實現了盈利,對投資人回報頗豐,但由於缺乏官方的主導和協調,亞特蘭大組委會為了一味解決成本,導致在交通、安全等方面飽受詬病,比賽期間還發生了爆炸事件,所以整體美譽度遠不及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 整體來看,在經歷了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和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的洗禮後,各國舉辦奧運會雖然都離不開官方投資,但幾乎無一例外都會引入民間投資人(中國除外)。甚至不止一屆奧運會的民間投資占據了全部資金的一半以上,很多知名投資人和商人都開始在奧組委擔任要職。比如日本上一次舉辦奧運會,即1998年長野冬奧會,就得到了當時日本首富、同樣也一度是全球首富的堤義明的鼎力支持。 當時,堤義明為長野冬奧組委提供了數量驚人的資金。為了表示對堤義明的感謝,不僅當時長野冬奧組委給予了堤義明諸多榮譽頭銜,就連國際奧委會也都邀請堤義明出任國際奧委會名譽委員。要知道,國際奧委會的名譽委員名額只有四個,能夠出任的都是非富即貴的知名人士,當時和堤義明一道受邀出任名譽委員的就是基辛格。 具體到東京奧組委同樣如此,從申奧開始,東京奧申委的主要資金就來自於日本商界,日本多位商界巨子和富翁均在奧申委任職,而在申奧成功後,大多數曾在奧申委中任職的投資人和商界巨子又轉入東京奧組委擔任理事,比如體育大生意此前曾專門介紹的東京奧組委現任理事、電通公司前專務高橋治之(詳情請參看《曝賄選醜聞、被質疑掩蓋疫情,東京奧運推遲後出現三大新難題》)。 ... 高橋治之 如上文所述,日本民間投資人總共為東京奧組委前後總計提供了56億美元的運營經費,這占據了總預算的將近一半。但日本投資人投的這56億美元一定會要求回報更多。東京奧組委在本土的商務開發非常成功,目前已收穫三個級別62家贊助商,贊助總額超過31億美元,創造歷屆奧運會最高市場開發紀錄,但即便如此,東京奧組委能否最終實現盈利,並讓投資人得到豐厚回報,仍然存疑。 ... 顯而易見,東京奧組委目前陷入了募資困難的境地。官方批準的總預算本就是固定的,而官方具體承擔的財務也是有定額的,一旦需要追加預算就必須經過層層審批,此前民間反對聲量就很大,如今再臨時追加預算無疑是難上加難。至於奧組委的民間理事們,在掏出了56億美元後也已無力繼續追加投資。 東京奧運成本有史以來第二高,日本民眾反對再追加預算 需要指出的是,在126億美元的賽事直接投資的基礎上,再加上賽事推遲導致的27億美元成本,東京奧運會的直接辦賽成本達到153億美金。而這也使得東京奧運會成為有史以來第二昂貴的奧運會,這也引起了日本民眾的抗議,想要再讓納稅人出錢也非常困難。 ... 據體育大生意查閱資料顯示,在東京奧運會之前,有史以來直接辦賽成本最高的五屆奧運會分別是(根據通脹調整過): 2014年索契冬季奧運會:219億美元; 2012年倫敦夏季奧運會:150億美元; 1992年巴塞隆納夏季奧運會:97億美元; 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會:68億美元; 1980年莫斯科夏季奧運會:63億美元; 多說一句,2019年底官方批準的1.35萬億日元(約合126億美元)預算中,有270億日元(約合2.5億美元)屬於防範自然災害預備金,即為了應對奧運會期間可能出現的諸如颱風等自然災害的後備資金,需要專款專用,非經投票批準,原則上這筆資金也不得亂用。 總而言之,東京奧組委目前的資金壓力非常大,除非官方衝破重重阻力再批準追加投資,否則單靠奧組委自身已無力消化這因為延期而額外增加的27億美元成本。 正是因為東京奧組委自身無力消化延期所產生的27億美元成本,所以不僅再次向國際奧委會提出成本分攤請求,而且還藉助日本媒體進行公開放風試圖來一波輿論攻勢。但奧運延期之後的國際奧委會同樣經濟損失不小,地主家也已沒有餘糧,雙方這波隔空論戰還要持續一段時間,恐怕要比上次札幌辦賽費用分攤的論戰更加曠日持久。 IOC無意也無力分攤成本,20億儲備金需分給28家組織 對於東京奧組委提出的27億美元分攤請求,國際奧委會既無力也無意答應。 ... 在國際奧委會看來,各國申辦奧運會時都已承諾會在財務上予以支持,即便預算超支,官方也會想辦法予以覆蓋。如今雖然這27億美元屬於124年首次遇到的奧運會延期舉辦所造成的額外成本,在相關條例上無法精準界定相關責任,但國際奧委會的內部人士還是認為,應該由安倍晉三首相和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從公共資金中來轉移支付。 眾所周知,奧運會會產生了兩類經濟支出。一類是舉辦比賽所產生的奧運會直接辦賽成本,另一類則是為了迎接奧運會而進行城市修繕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成本。很多時候,真正給舉辦城市造成重大經濟負擔的主要是奧運籌辦時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成本。比如,面對外界對奧運會給蒙特婁製造了經濟陷阱的批評,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的基拉寧就非常氣憤:「我們從未強迫主辦城市花費額外的資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蒙特婁藉助奧運會之機大肆進行城市開發,由此而產生的巨額成本與奧運會絕無關係,我們不應該承擔這個罵名。」 所以,在蒙特婁奧運會後,國際奧委會要求舉辦奧運會的歷屆舉辦城市必須分清奧運會辦賽直接成本和基礎設施建設成本,堅決反對把修橋造路的成本算進奧運辦賽成本,但如此一來,很多時候,一些國家為了避免民眾批評奧運預算超支太多,總是經常把奧運辦賽成本劃入基礎設施建設成本。 畢竟,奧運會的直接辦賽成本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成本並沒有絕對精準的概念界定,比如一座奧運場館,你很難完全確認其究竟屬於直接辦賽成本還是為奧運會而興建的公共基礎設施(因為有些場館和設施本來計劃在賽後拆除但最終卻被永久保留,最終核算成本時就可以將其從直接辦賽成本遷移進入公共基礎設施投資)。 在具體資金層面,國際奧委會也有很大的壓力。隨著東京奧運會延期一年,國際奧委會無論是賽事版權收入還是TOP贊助商收入都要面臨對方延期支付甚至是索賠的現實狀況。與此同時,大量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和國際分興奮劑組織(WADA)也主要把國際奧委會的奧運分紅作為收入主要支柱,而如今奧運延期,分紅自然也要推遲,這會導致一批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和國WADA陷入破產的風險。為避免這一風險升級為現實,國際奧委會必須啟動備用資金來填補各個單項體育聯合會、WADA以及國際奧委會自身的運營成本。 ... 巴赫 據體育大生意查閱資料發現,在2016年里約奧運會後,國際奧委會是按照各項運動所參與的人數和比賽項目數量來給各個單項體育聯合會進行資金分配的。當時分紅總資金為5.2億美元,最終將夏奧會的28個運動大項所隸屬的單項體育聯合會分為五個級別進行分配,具體資金額度如下: 旗下比賽項目最多的三個單項體育聯合會田徑、游泳、體操分別獲得4000萬美元的分紅;其次是自行車、籃球、排球、足球和網球這五大運動所隸屬的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分別獲得了2500萬美元;第三級別的則是包括拳擊、柔道、桌球等在內的八項運動所隸屬的單項體育聯合會,分別是1700萬美元。第四級別則是包括帆船、皮劃艇、擊劍在內的九項運動所隸屬的單項體育聯合會,分別是1200萬美元;第五級別則是橄欖球、高爾夫、現代五項這三項運動所隸屬的單項體育聯合會,分別是700萬美元。 在上述的這些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中,國際足聯和國際籃聯自身營收能力非常出眾,所以不必靠國際奧委會來救命。比如國際足聯目前就擁有15億美元的儲備金,而國際籃聯的儲備金也有4440萬瑞士法郎。但其他單項體育聯合會卻急等國際奧委會的備用金來救命。 ... 本屆東京奧運會,除了國際拳聯被暫停奧運賽事組織資格從而無權參與分紅外,其餘27個單項體育聯合會和WADA均有權從國際奧委會那裡獲得更多的分紅。至於東京奧運會新增加的五個項目(空手道、衝浪、滑板、攀巖、棒壘球)所隸屬的單項體育聯合會則不具備分紅資格。負責具體分紅的是國際單項體育聯合總會(ASOIF)的總幹事安德魯-瑞安(Andrew Ryan),但他早就放話出來,東京奧運會延期後,國際奧委會不可能提前兌現分紅,只能給各家單項體育聯合會一筆只能維持生計的運營費用。 國際奧委會如今手中到底有多少錢可供分配?此前,多家外媒均已報導過,國際奧委會現有儲備金有好幾種說法。體育大生意在這裡取數額最大的一個數字,即20億美元。但一旦分配開來,考慮到國際奧委會自身、27個國際單項體育聯合會、WADA都需要一定的運營成本,再加之部分贊助商、版權方可能會要求索賠,國際奧委會自身還在東京預訂了4.6萬間酒店房間,同樣需要支付一些索賠成本。所以,三下五除二,20億備用金同樣禁不住折騰,國際奧委會如今同樣也是地主家沒有多少餘糧可言。在這種情況下,東京奧組委還請求國際奧委會來一起分擔27億美元的延期成本,試問國際奧委會怎麼可能答應呢? 日本暗藏撒手鐧:欲用諾貝爾和平獎說服巴赫 東京奧組委獨自無力負擔27億美元的額外成本,所以要求與國際奧委會一起分攤,國際奧委會對此無意也無力去承擔。在這種僵局之下,非常考驗巴赫、安倍晉三、森喜朗、小池百合子等人的談判藝術和眼界格局。 ... 在體育大生意看來,最終無論是國際奧委會參與分攤還是拒絕分攤,東京奧組委都是成本的主要承擔者,他們無論是向官方申請追加預算,還是再引入新的投資人,最終肯定都要想辦法再募集更多的資金。當然,無論是國際奧委會還是東京奧組委都曾為東京奧運會購置巨額保險,雖然購置的是賽事取消險種,但按理說,延期一年也會有一定額度的賠償。所以,理論上,國際奧委會和東京奧組委都可以通過保險索賠來彌補部分損失,但具體能賠多少,目前連東京奧組委都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也許保險公司要等到2021年東京奧運會結束後才能進行系統評估。 拋開保險理賠和說服官方繼續追加預算等路徑,日本方面據說也有一招針對國際奧委會和巴赫本人的撒手鐧,那就是用全力支持巴赫角逐諾貝爾和平獎從而換取國際奧委會在資金方面的妥協。 ... 眾所周知,在古希臘時代,奧林匹克運動會期間就奉行「奧林匹克神聖休戰」,即,奧運會期間各國停止戰爭保持和平。而自1896年現代奧運會誕生以來,國際奧委會也一直都呼籲在奧運會期間繼續施行「奧林匹克神聖休戰」。在1945年聯合國成立後,國際奧委會更是在每屆奧運會前一年都會敦請聯合國在奧運會期間承諾世界和平。 ... 正是基於此,國際奧委會多屆主席都曾私下表示過,他們能夠讓各國放下罅隙從而舉辦世界上最大的運動會,這本身就值得一尊諾貝爾和平獎。而躊躇滿志的巴赫更是不掩飾自己對諾貝爾和平獎的渴望。 2018年平昌冬奧會,朝鮮和韓國組成朝韓聯隊,這贏得了當時輿論的好評。巴赫當時頻頻與朝韓兩國的高層互動,自認對此事有重大推動作用。國際奧委會也多番強調他們對於世界和平的重要貢獻,而巴赫的嫡系、國際奧委會前市場總監佩恩(Michael Payne)更是明確表示:」諾貝爾和平獎在召喚(巴赫)。」但遺憾的是,諾貝爾委員會並沒有把該獎項頒給巴赫,巴赫當年只是收穫了一尊「帕潘德里歐和平獎」(Cem Papandreou peace award)。 ... 如今東京奧運會因為疫情全球肆虐而讓路,巴赫和安倍晉三都決心把2021年的東京奧運會打造成人類團結一致戰勝疫情的象徵。當前,疫情導致單邊主義盛行,巴赫卻非常自信東京奧運會可以成為各國擱置爭議、攜手抗擊疫情的舞臺。他曾在公開信中寫道:「對我們來說,雖然仍不知道(疫情)前方的隧道會有多長,但我們希望奧運聖火將成為照亮隧道盡頭的光明。」 對於巴赫志在衝擊諾貝爾和平獎的心思,東京奧組委非常清楚。所以,東京奧組委此番也有內部人士呼籲,雖然目前並無明文規定國際奧委會必須來分擔奧運會延期所造成的成本,但巴赫主席應該用更高的標準來要求國際奧委會,讓國際奧委會真正成為疫情肆虐全球大背景下強化全球命運共同體的典型代表。如果最終東京奧運會成為了人類戰勝疫情的象徵,那麼這屆奧運會的成功舉辦就當得起一座諾貝爾和平獎。 ... 面對日本人暗示願意支持其衝擊諾貝爾和平獎的微妙表態,或許一向精於算帳的巴赫會考慮一下和東京奧組委一起分攤成本。但誰又知道呢?畢竟,國際奧委會雖然一直都堅稱自己是非營利機構,在奧林匹克精神面前金錢從來不是決策的考慮因素,但察其言更要觀其行,畢竟其在2019年不顧某奧組委反對而堅決吸納某品牌成為TOP贊助商的做法至今都被嫌棄吃相難看,如今的國際奧委會究竟能否維繫住鋪陳多年的人設,誰又能說得準呢? 註:本文所用圖片來自網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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